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还有另外一种极端。

又，其内容亦只是维持五伦教化的工具、赏罚的媒介。[20] 赵汀阳：《天下体系：世界制度哲学导论》，第44页。

且不说这种论证本身的反历史，即便是哲学本身的历史，天下为公原则如前所述也并未做起码的反思。毫无疑问，希腊和土耳其仍将是北约成员国，但它们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削弱。或者即便意识到了，中华伦理逻辑的发展方向，不说缺乏明确思想动力，至少也常常无所用心。[24] 请见张远山：《庄子：内圣外王之道》。[11]从以上引文即可见出，牟氏对许多基本问题并非无意识，而是他实在不能舍弃传统的一些主观价值，甚至就是企图在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做出某种调和。

[10] 牟宗三：《历史哲学》，第169页。尤其是当下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，众多孤立的自我，不仅与传统中国的以五伦为基础的宗法社会，而且与现代中国的以组织为基础的高度原子化社会，也即所谓共同的生活逐渐破裂并疏离了出来，加上后现代思潮的不断鼓荡和冲击，我们的现代在当下中国早已四分五裂。对古希腊人来说，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于自然，因此他们的哲学思考就是从自然哲学开始的。

唯心论者思考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，其最高成果是理念。昆吾之战，五十战而后济。哲学的定义也是如此，首先是属概念不明确，许多人把哲学视为一门学科（学问、学说），但哲学根本就不是一门学科，所以定义也就无从下了，其次，将哲学活动的结果视为种差，与别的学科进行比较。科学给人们提供的是知识。

但由于原子与理念这二者都无法确证，这就有了近代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怀疑，从而将探索由本体转向人的认识能力，继而在现代又转向于语言的表达能力。频繁而惨烈的战争，使得先民深感世界不可能静止，永远都在变化，所以中国哲学特别强调运动变化。

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，哲学这个词，如果代表一个概念的话，它就应该是可以定义的，因为它作为概念而言，必定是与他概念相区别的，既有区别，那就应该有根本的区别点，也就是说有它自身的本质属性。因此探索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之根本问题。如此做法不仅不利于中国哲学的研究，同时也不利于西方哲学的研究，更不利于全部哲学的研究与发展。法即是师，即是效仿，意思是说前者的运行发展是效仿后者的，道法自然即是道是顺其自然的，不是按某种意志而为之的，即老子所说的无为。

人们惊讶于存在者，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以及存在是什么（海德格尔《海德格尔选集》上海三联书店1996.603）。哲学不是学科，那么是什么呢？尽管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，但西方有些哲学家对此进行的深刻思考还是极有价值的，我们如果将他们的观点联起来看的话，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恐怕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。胡适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，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，他说这三百年可算得一个三百年的长期战争。如果是后者，又无法与其他科学区分开来，因为所有的科学都与这些观念有关。

各种关系的处理以及社会的出路，都是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，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的所谓‘真理是什么，而是‘道在哪里的问题，这是规范国家与指导个人生活的道。因此中国先人的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人事（战争），哲学思考的重点当然就在人事了。

（劳伦斯·卡弘《哲学的终结》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.49）当然，这里说的探索并不是实践性的探索，而是思想的探索，二者虽然同属一个属概念，但不能因此而混淆。哲翻译得很好，但学就有问题了。

中国哲学曾经带来了农耕时代的繁荣，而西方哲学也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空前繁荣。（［英］葛瑞汉《论道者》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.4）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，对它的解释五花八门，莫衷一是，但总的倾向是解释为根本的规律、方法、途径等，也有一些解释游离于规律与本体之间，这大概是西方哲学话语权影响的结果（中国哲学并不讲本体，或者说讨论真实的存在的问题）。但这个道似乎又是神秘莫测的，不可能真正为人所掌握的。（单国华《美源于主体的需求》上海：《社会科学》2007.1）而哲学则是区分不严格造成了无法定义。这个道是不可捉摸的，不可言说的。因为定义是规定概念的，而不是规定词语的，但在人们的习惯的思考中，常常会不自觉地将概念与词语等同起来，从而造成逻辑上的混乱。

无论西方哲学怎样转变，当代西方学者怎样反形而上学，怎样解构，他们探索的终极指向始终是本体(永恒绝对的真实的存在)。罗素也说：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。

同时航海的发达又方便移民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环境，个人的力量能发挥很大的作用，这都有利于个人意识的发展。但这一层意思就与哲学有密切关系。

关于哲学学以及哲学观念对文化的影响的思考，限于篇幅，笔者将另文探讨。哲学就是为了解决生存的根本安全问题而进行的探索，这是所有哲学的根本点，是所有哲学的共同之处，而它们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之不同。

因此一切变化都是运动。长期以来哲学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将哲学与对哲学本身的研究混为一谈。中国的先民生活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黄淮江平原，从事农耕，自然条件相对友善，威胁主要来自人群自身的冲突——战争。但这种追求并不是对某种实体的追求，而是对根本的方法途径的追求，这种追求是贯穿古今的。

康德早就说过：对有些学者来说，哲学史（古代的和近代的）本身就是他们的哲学（康德《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•导论》北京：商务印书馆1997.3）。罗素说：哲学，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，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。

至于抽象性、反思性、普遍性显然不是哲学独有的特点。概念无法准确定义，通常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被定义概念自身的原因。

但这样的宣告是不符合逻辑的。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，使得人口的繁殖速度非常快，人口的压力导致了对土地争夺，因而战争相对较多，并且非常惨烈。

从这一点看来，哲学也是完全可以定义的。老子就说：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（《老子·二十一章》），并且强调道可道，非常道（《老子·一章》）。那么不同的文化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为什么会不同呢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，人们的思想观念是由其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。如果没有武功，社会治理得再好，虽然可以得到人们的喜爱，但得不到人们的崇拜。

有些文化中，一个国王身体稍有一点衰弱的表现，如脸上起了皱纹等就要被处死，就因为他是国家整体的代表与象征，他身体的衰弱势必会影响国家的命运。二、不同哲学实为求安全的不同方案 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即是生存状态能否持续的问题，也就是生存的保障问题，如果用更加明确的话说就是安全问题。

哲学当然不是虚词，因此哲学应该是可定义的何种中国时刻？在我看来，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，应该是改变这种一神教世界历史的时刻，让整个世界不再在不平等的金融、贸易和权力等级秩序之下继续生存，而在多神教的文明之中寻求平等的合作与共处。

在这两个共同体当中，除了美国、中国和欧盟三个中心之外，日本、俄罗斯和印度，都不容小觑。早在晚清的时候，无论是严复，还是梁启超，都发现欧洲的崛起有两个秘密，一个是富强，另一个是文明。